但在这个过程中，既然人民币要维护币值稳定，中国就不可能通过货币税获得利益。

消费过多，储蓄不足，于是只好借贷度日，行之既久，便成了负债经济。图1 经济体系的分层结构 这个架构简单，但是很实用，它基本上反映了我们对于实体经济和金融世界的关系的看法。

中国金融体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适当的调控工具。不要认为投资是坏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遇，这么大的投资，通货膨胀又不高，劳动力不断增加，资本形成不断增加，科技进步虽然缓慢但也没有拖后腿，经济高速增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次金融危机，在更深的层面上对我们行之多年的改革方案的形成逻辑提出了挑战。这在发达经济体中，主要表现为产业空心化和服务业过度发展。服务业过度发展，当然起初是因有强烈的需求，如中国这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在发达经济体中，基本的问题是过低的储蓄率、过度的消费和过度的福利。这种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与我们过去相比，当然不过瘾，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有过长达30余年的近10％的年均增长，而且预测的潜在增长水平在当今世界仍属上乘，我们应当满意的。众所周知，危机有好多类型，而我们眼下正在经历的是一个长周期的危机。

其三，与城乡一体化互为表里的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中国来说，规则的修订、新方法的引进，并不存在重大的障碍。再加上密如蛛网、规模巨大的各国央行间的货币互换。总之，我们应尽快抛弃危机中风景这边独好的自大心态，冷静地对待我们的问题。

这个回归过程，便是去杠杆化，而去杠杆化，会使得实体经济中的资金供给减少，导致或加重危机。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上海为例，上海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仅及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70％。

完善长期投资融资机制，就机构而言，就是要继续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鼓励发展以保险公司为代表的各类契约型(尤其是长期契约)金融机构。反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有高度发达的农村予以支撑。再次，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的投资对象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混合品，而政策性金融恰正是商业性和财政性资金的混合物，两者正相对应。从金融上说，要支持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展，我们需要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需要发展创业投资。

图1展示了刚才的分析框架。经过30余年连续不断的改革，我国已基本形成了结构比较完备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调控体系和监管体系，并有效地发展了同国际组织和各国货币当局的合作。问题主要是机构协调机制的设立。一个经济体系的活力，就在于中间这块劳动人口比重比较大。

新的自贸区中，实行了新的规则。直言之，供给管理旨在：一方面，它旨在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情势下，新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原因是，其一，实体经济领域未来的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的，而且是有可操作性的。

随着危机的深化和类似刺激措施长期反复使用，其正面效应递减，而副作用却由微而著了。近年来有人提出本世纪下半叶是非洲的世纪，而所谓非洲世纪的基础，是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十年中奠定的。四是与此对应的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但是，我们很清楚，这谈何容易。产业空心化主要指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到哪去了呢?转到中国来了，形成了中国制造。鉴此，我们必须下决心，从机构、工具、市场等方面全面增加我国的长期资本供应。

我对影子银行有三句话，一说它是创新的源泉，二说它是风险的温床，三说它是监管的重点。支撑经济增长的结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当推产业结构和生产要素结构。

我们注意到，最近于俄罗斯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首次将长期资本短缺列为制约全球性经济恢复的头号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金融创新。

图2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第一，储蓄率将趋向下降，与此同时，养老的压力不断增大，于是迫切需要建立稳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储蓄的机制。二是对长期信用的需求增加。

除了我们的新型工业化之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扑面而来，换言之，现在的工业化正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周期中。我们注意到，本届政府论及经济增长，从来不强调快字，而更多说的是质量，可持续，环境友好，尊重经济规律和健康发展。制造业已基本饱和，于是，向服务业转移，大力提高服务业比重，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选择。汽车生产是典型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汽车的各个生产环节都是可以独立的，你可以把其中一个生产环节变成一个产业，于是一个汽车生产就成了很多产业分工和交换的结果。

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已不是一个资金短缺国家，但是，长期资本匮乏问题以及相应的金融资源的期限错配问题，却始终困扰着我们。或者更本质地说，如何补上传统的市场化调控机制发展不足的一课，就成为政策当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007年开始的全球危机，结束了本轮经济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第二，经济结构的扭曲。

我以为，讨论这个问题，还应回到经济学的学理层面上去。过去，我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储蓄率，现在，由于人口发生结构性变化，储蓄率开始下降。

就量而论，主要经济体都在实行货币扩张，这个世界事实上已处在货币泛滥的洪水之中。最早出现的问题，是误读发生在美国以及发达经济体中的最新动态和最新实践。基于此，中国30多年所以出现结构性增速，是因为我们的制造业迅速扩张，以至于造成了全球中国制造这样一个大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以为，以上两个结构的变化，基本上确定了我国未来的增长格局，它使得我们开始从过去年均 GDP接近10％的增长开始进入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

我们认为，全世界的调控当局联手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干预市场，固然有避免危机出现多米诺骨牌死亡效应的好处，但也有延缓危机恢复的副作用。在拉美地区，在失去的十年的困顿之后，拉美各国经济也真正得到了发展，现在方兴未艾。

于是，过去30年中，每年我国都有1000万人左右从农业，从一产向城市，向制造业流动，这意味着，1000万原来劳动生产率很低的人，一下子创造了很高的生产率。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发生前述所分析的因产业结构转移而发生结构性减速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金融体系的跨期配置能力是很弱的。要注意，不是人口多就有人口红利，毛泽东时代，没有就业机会，所以觉得人多，要搞计划生育。